2016年11月30日晚，“珞珈政治学论坛”1607期在学院332教室举行。本次论坛由华中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闫帅老师主讲，bwin必赢刘伟老师主持，主题为“非选举问责：中国政治发展的新观察”。出席论坛的老师包括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政治学系的罗雪飞、湖北省委党校党建教研部的董毅、华中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的冷向明、中南民族大学政治学系张建伟，以及本院的楼笛晴、陈刚、吕普生、陈柏奇，另外来自在汉各高校及本院相关专业的硕士生、博士生也参加了本次论坛。
在发言中，闫帅老师首先介绍说，针对当前中国政治发展所展现出来的新变化，学界使用了民生政治、社会建设、社会政策时代、公共服务型政府等描述性概念，这些概念虽然揭示了部分事实，但也遮蔽了一些信息，特别是无法放在纵横的时空坐标系中来理解中国政治发展的位置及其独特性。例如，民生、公平、公共服务何以会成为当前政府的政策选项？中国所建设的服务型政府与西方又有何不同？驱动政府关心公共服务的动力又是什么？对于这些问题的回答需要回归到中国政治发展的逻辑中。然后，闫帅老师指出，中国政治发展的逻辑可以概括为国家与社会互动论，这一分析框架认为，政治不稳定源自社会需求与国家供给的不一致，因此，基于政治稳定的需要，政府必须要关注民众的社会需求，并根据民众变化了的社会需求来调整自己的政策供给。针对新世纪以来所出现的规模化的社会抗争，这背后所折射出来的是民众社会需求的变化，即在满足了生存温饱等经济权利的需求后，民众开始转向和关心社会保障等社会权利的需求，这与西方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西方的权利演进是一种“先经济权利，再政治权利，最后社会权利”的次序，而中国则是一种“先经济权利，再社会权利，最后政治权利”的次序，换而言之，与西方“政治权利优先于社会权利”的逻辑不同，中国则是一种“社会权利优先于政治权利”的逻辑，中国人的这种权利观念一直可以追溯到孟子的“民本思想”中去。在中国“社会权利优先于政治权利”的社会需求形塑下，政府为了回应社会需求，开始强调保障和改善民生，这也就是说，政府在缺乏选举的压力机制下，开始变得越来越关心公共物品的供给。这与西方公共服务型政府、蒂伯特用脚投票模型、赤字中的民主、福利超载等理论所强调的“没有选举就没有责任”的公共服务供给理论形成了鲜明对比。因此，我们可以将当前中国的政治发展概括为“非选举问责”。接着，闫帅老师又详细阐述说，从驱动力来看，非选举问责源自政治稳定的压力；从社会基础来看，非选举问责源自中国人“社会权利优先于政治权利”的权利观念；从制度基础来看，非选举问责源自中国民众与政府间的“多重委托代理关系”；从具体实践来看，非选举问责源自以社会问责来提供信息机制和以行政问责来提供惩罚机制的复合。非选举问责作为中国政治发展的一种新趋势，展现了中国政治发展的独特性，也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中国政府化解社会矛盾、回应社会诉求、提供公共服务、重构政治秩序的有效方式。与此同时，非选举问责在实践中也存在“地方政府有更关心公共服务吗”的制度绩效问题和“问责有降低制度运转成本吗”的制度成本问题。这些问题的实质在于中国问责的“过度行政化”，以“行政吸纳政治”的方式来解决中国的问责问题，不仅扭曲了中国的宪制结构，造成了人大问责的长期缺位，更是存在日常治理问题意识形态化的风险，进而有可能消解国家政权的合法性。
闫帅老师的发言激起了论坛参与者热烈的讨论，大家对闫帅老师提炼概念、文献综合整理的工作和从宏观上探讨中国政治发展的学术努力表示钦佩，认为“非选举问责”概念明晰、颇具新意，但也提出了不少疑问和商榷性的观点：如有的认为地方政府与民众不只存在治理者与被治理者的关系，地方政府对民众也有着直接的负责关系，其对民众需求的回应不只是上级政府施压的结果，因此实践中的“多重委托代理关系”应更为复杂；有的提出国家—社会互动论似乎对政治权利有着某种意义上的忽视，而政治权利与社会权利的优先顺序并不存在某种定论，官员竞争往往对民生供给产生了决定性影响，但这种回应并一定是基于社会关切，而是源于竞争压力；有的认为用多重委托代理关系来阐释“非选举问责”的逻辑虽具有可行性，但是这种框架把一般所说的党委问责和行政问责都涵盖在行政问责里了，而这两种问责似乎不宜等同对待；有的认为问责基于社会需求，因此社会需求输入的方式是解释问题的关键，“多重委托代理”理论着重强调“民众→中央政府→地方政府”的这种社会需求输入方式，但“民众→地方政府→中央政府”的这种输入方式也是存在的；有的认为，国家—社会互动论强调国家与社会的互动，因此如果社会问责的程度高则这种互动论是有效的，如若社会问责不高则该理论的解释力则会大打折扣，而实践中更有效的恰恰是行政问责而非社会问责，且事实上从追究责任的角度看“社会问责”其实并不存在；有的认为非选举问责理论体系严密，但是政治发展的衡量维度不仅仅是民主，正像福山用法治、负责任政府和官僚体系质量来衡量政治发展一样，问责是一个比民主更广涵的概念，从这种意义上来说中国应该是一种“可控的民主”；有的认为“多重委托代理关系”解释框架对问题的解释逻辑基本自洽，但以社会为出发点来考察国家回应的变化，或许会忽视国家与社会互动中内部博弈的变量；有的认为经济权利、政治权利和社会权利的划分不能一刀切，而且西方国家在争取权利过程中的顺序也不是铁板一块的，实践中我国的社会权利优先或许是在特定的宣传氛围下造就的；有的提出在非选举问责的框架中应注意媒体问责的特殊作用，特别是新媒体在问责方面发挥的日益增大的作用，不过新媒体在推动政党、政府的选择性问责方面也可能存在激活失败的问题……对于老师和同学们提出的某些疑问和批评，闫帅老师做了简短的回应。
论坛最后，刘伟老师总结道：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在保持稳定的同时，实现了全面而结构性的变化，解释这一变化有不少进路。这其中，问责就是一个有效的入口。闫帅的研究和发言，围绕“问责在中国何以产生并实践的”这一主题，对中国政治发展进行了一个自洽的理论概括。这种研究取向，是基于对政治学基本概念和基本理论的把握与反思，并运用现有研究的基本发现展开独立的理论建构和学理分析，是一种介于实证研究和政治哲学之间的理论研究，值得部分更擅长文本阅读和理论思考的博士生借鉴。闫帅的研究同时也表明，政治学的理论建构可以有效回应现实中的重大问题并凸显政治学的解释力和思想力。中国政治学发展到今天，应该有一部分学者尝试作一些理论建构的工作，作一些针对“大问题”的学术研究。当然，这种类型的研究仍需向中观机制和微观经验不断拓展，与政治社会事实作更为紧密而适切的结合，而不只是停留在概念提炼和理论概括的层面。就发言主题来说，后续的研究可以从问责本身的变化上，运用中观分析，历时性地呈现中国政治发展的内在逻辑。在总结之后，刘伟老师还对下一期的“珞珈政治学论坛”进行了预告。
“珞珈政治学论坛”1606期：“有条件的政治性：利益置换与政策执行中的组织动员”（主讲：狄金华），网址为http:/zhkx/2016-10-28/4903.html
“珞珈政治学论坛”1605期：渐进主义与整体主义的合奏——法国地方政府改革的逻辑进路”（主讲：上官莉娜），网址为http:/zhkx/2016-09-29/4847.html
